今年是同志诞辰130周年。历经岁月洗礼，那些与同志相关的文物，至今熠熠生辉。它们不仅见证了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的贡献，也见证了厚重辉煌的革命历史、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本期“军史发现”，为读者呈现3件文物背后的历史。
国家博物馆珍藏有一顶在陕西保安时戴过的红军八角帽。1936年7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为拍下戴着这顶军帽的半侧身照片。今天，这顶红军八角帽虽已褪色，却依然红星闪耀、光彩照人。
1928年，斯诺来到正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国，在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1930年以后，他为采集新闻，遍访中国主要城市。在中国，斯诺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并与鲁迅、宋庆龄以及一些地下党员有所接触。凭借记者的职业敏感，斯诺觉察到被“妖魔化”的陕甘宁苏区将是唯一值得采访的地方。1936年，斯诺和美国医生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冲破军的重重封锁，进入陕甘宁苏区。他们抵达中央所在地陕西保安，受到等人和红军的热烈欢迎。
为接受斯诺采访，作了周密部署和安排。周恩来还制订了详细采访计划，并对斯诺说：在陕北采访，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当时，红军为斯诺和马海德每人准备了一匹马、一支步枪、一套崭新的红军军服和一顶红军八角帽。斯诺在苏区得以遍访等人、红军高级将领，并赴前线采访了许多红军战士，也广泛接触到普通民众。
在保安，是斯诺的主要采访对象。由于白天忙于紧张繁重的工作，斯诺的采访几乎都是在晚上进行。两人经常在的窑洞中彻夜长谈，他们也因此结下深厚的友谊。
刚到保安的一天早晨，斯诺如约来到的住处。刚进院子，他便见身材魁梧的已站在院子中央，迎着明媚的阳光，笑容灿烂，迎候他的到来。见此情景，斯诺立即摘下挂在胸前的相机，准备为照相。在征得的同意后，斯诺便将镜头对准了他。在镜头里，斯诺发现没戴帽子。于是，他请戴上军帽，拍一张戎装照。当时，只有一顶洗得褪了色的军帽，且帽檐已经耷拉了，显然不合适。从身边工作人员中找军帽，也没有合适的。情急之中，斯诺摘下自己戴的军帽，递给。正巧，戴上很合适。斯诺再次举起相机，“咔嚓”一声，为留下精彩的瞬间。照完相后，摘下帽子，端端正正地戴到了斯诺的头上。斯诺也像一名红军战士一样，虽然不标准，但也恭敬地向敬了一个礼，引得周围的人笑着鼓掌。
1937年5月的一天，在延安的住所窑洞前，接过斯诺夫人递给他戴着红军八角帽拍的照片时，他眯起眼睛，仔细地端详起来，然后感慨地说：“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这个一向不修边幅的人照出的照片会有这么好看。”末了，又说：“谢谢斯诺同志。”
此后，斯诺特别钟爱这顶曾戴过的军帽，每次外出采访都要端端正正地戴上。结束采访离开陕北时，斯诺也随身带着这顶军帽。
这幅照片和《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的出版，也让世界认识了，认识了红军。
正如斯诺在其著作《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序言中所说：“、彭德怀等人所作的长篇谈话，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还有几十篇和无名的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作的对话，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1964年，当斯诺再次访问中国时，应邀到人民大会堂观看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当他看到舞台背景用的是自己当年为拍摄的头戴红军八角帽巨幅照片时，惊讶不已。1972年，斯诺去世后，其夫人和孩子虽然感到这顶军帽是斯诺生前的最爱，很难割舍，但认为它更应该属于中国人民，并决定把它送回中国。1975年10月，斯诺夫人来到中国，将这顶精心保存了近40年的红军八角帽亲手交到手上。
戴过的这顶红军八角帽，不仅成就了一张经典照片，见证了一段友谊佳话，更深深刻印了一段红色历史。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培养和训练军事政治干部的最高学府。展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抗大教育方针和校训制字，是在1937年3月和4月题写的。教育方针和校训，为抗大的建设与发展指明了方向，也蕴含着对抗大的殷殷关切。
早在1931年秋，根据国共合作时期创办黄埔军校和“治军必治校”的经验提出，创办一所“红埔”，为红军培养更多的军政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以适应战争发展及部队建设需要。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决定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时，决定以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和红1、红3军团随营学校为基础，成立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32年春，学校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
1935年，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后，由陕甘支队干部团改编的随营学校与陕甘红军学校合并，在延川永坪镇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学校。1936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改名为“西北抗日红军大学”。5月8日、9日，出席在陕西延长县交口镇大相寺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报告。报告中，着重提出办一所红军大学来培养大批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5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专门讨论建立新的抗日红军大学的问题。会议一致通过了所作的报告，决定以西北抗日红军大学为基础，组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同时组成以为主任的教育委员会。
6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陕北瓦窑堡举行开学典礼。兼学校政治委员。开学典礼时，出席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形势发展，广大爱国知识青年走进延安，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这为党教育培养知识青年提出了新要求。及时为红大作了指示：“增加抗战力量的工作和方法很多，然而其中最好最有效的方法是办学校培养抗日干部，办报纸宣传抗日主张。这个增加抗日力量的方法是与其它一切增加抗战力量的方法相关联的总方法。”
为适应抗日形势发展需要，1937年1月中旬，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并开始第2期学员招生。抗大除继续培养红军干部外，又增加了培养教育知识青年的任务。
21日，出席抗大开学典礼并讲话，勉励学员们特别是知识青年努力改造思想，献身于抗日战争和创造新社会的伟大事业。说：“抗大像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磨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打倒日本，去创造新社会。”
3月5日，为抗大题词，确定了抗大的教育方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4月，他又为抗大题写了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7月，为抗大第2期学员毕业证书题词：“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
此外，还在抗大讲授《辩证法唯物论》。发表的《实践论》《矛盾论》两篇哲学著作，就是源自讲授《辩证法唯物论》所用的讲稿《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与《矛盾论》，都是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为形成中国人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的讲授，为抗大学员成长为我党我军优秀干部，打下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抗大坚决贯彻党中央和确定的教育方针，相继举办了8期培训班。抗大还在陕北、华北、华中敌后创办了10多所分校。抗大及各分校，先后培养了10多万名军事、政治干部，包括一大批知识分子干部，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壮大作出重要贡献。
为抗大所作题词，像指路明灯一样，鼓舞激励着众多学员，紧密团结、勤奋学习，奔赴战场，成为坚强的抗日干部。
展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领导的革命战争陈列”中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是于1949年4月21日起草的，共4页。这份命令吹响了人民向全国胜利进军的冲锋号，见证了反动统治的覆灭。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及人民在战略决战阶段进行的其他战役，军的精锐部队已基本消灭。随着军事上的接连失利，政治、经济方面进一步恶化，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日益激化，互相间的倾轧愈演愈烈，蒋介石所处的地位更加孤立和不稳。整个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政府行将灭亡的形势下，统治集团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支持和策划下，发动了一场所谓的“和平”谈判，企图利用谈判，达到“划江而治”，以便争取喘息的时间，将残余军队全部撤至长江以南，重整军力，阻止人民渡江，并伺机反扑。
对于统治集团的虚伪和谈，中央主席洞察秋毫。但为了减少战争对人民的损害，早日实现和平，提出愿意和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并于1949年1月14日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与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3月23日，率领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今北京）。中央机关、人民总部也于25日迁入北平。26日，中央即通知南京政府，和平谈判开始时间为4月1日，谈判地点为北平，方面的首席代表为周恩来，以1月14日对时局的声明以及所提八项条件为双方谈判的基础。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政府谈判代表团到达北平。从2日至12日，双方代表进行个别交换意见与磋商，同时酝酿协定的方案。期间，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了张治中等代表团成员，并进行了十分坦诚的意见交流。说：“人民的要求，我们最了解。我们是主张和平的，否则也不会请你们来。我们是不愿意打仗的，发动内战的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反动派，只要李宗仁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
国共双方和谈代表团经过半个月的协商，4月15日，代表团在尽可能地吸收南京政府代表团提出的意见后，最终形成《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共8条24款，并宣布20日为签字期限。历来主张遇事要做好应付各种可能的准备。因此，16日，再次致电前线指挥员：“南京是否同意签字，将取决于美国政府及蒋介石的态度。如果他们愿意，则可能于卯哿（即4月20日）签字，否则谈判将破裂。”他还叮嘱道：“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于二十二日（卯养）一举渡江成功。”
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在此情况下，立即起草《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并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与中国人民总司令朱德联名，于21日向全军发出。命令指出：“由中国的代表团和南京政府的代表团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已被南京政府所拒绝。南京政府的负责人员之所以拒绝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是因为他们仍然服从美国帝国主义和匪首蒋介石的命令，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推进，阻止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我们命令你们：（一）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人民百万雄师强渡长江。23日解放南京，延续22年的统治宣告覆灭。5月27日解放上海。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于5月横渡长江，解放武汉三镇。随后，各路大军继续向东南、中南、西北、西南进军。